在华夏古代王朝，如果削弱儒家，引入法家和墨家，使得儒家掌握『德治』主教化，法家制定『礼制』主律法，墨家注重『民本』主农工，在分出三个内核之后，是不是有可能建立起属于华夏自身的，全新的一种三权分立的政治阶级统治模式出来？
斐潜不知道能不能达成这样的目标，但是他觉得可以试验一下。
三权分立，并不是西洋独有的概念。
华夏古代就有，但是也和后世的近现代的三权分立有很大的区别。
周朝就有『三监』制度，甚至试图用祭祀权牵制行政权，以史官监督形成当代事功加上历史评价的双轨制约，但是最终么，还是被周公推行的制礼作乐的体系所吸收。
汉代也同样形成了三角形的博弈。皇帝和中外朝之间，然后加上了御史系统，不过也很显然这种三角形在皇权独大的情况下导致双边不稳。
在唐朝，以及唐朝之后，其实统治阶级的中间管理层已经意识到皇权过大导致的危害性，连皇帝本人也心知肚明这一点，所以英明的皇帝都会有意识的抑制个人情绪，而偏向于理性的，多角度的解决国事之中出现的问题。
比如唐朝就出现了五花判事，宋朝的中书门下枢密院，明朝的内阁六部九卿等等……
但是华夏的三权分立，或者说类似于三权分立的维度和西方是有差异，也有相同点的。
首先华夏的权力来源，是从所谓上古时期的神秘天命，转变成为周朝的祖宗血统，然后再到改变血统也可获得的天子传承，可以看出有一条非常清晰的传递脉络，而对于西方来说，更像是原始部落的合议推选，横向之间的选择一个老大来当头。
其次，因为其本身的来源不同，也导致了政治制度的目的不一样。纵向的华夏权力，第一首要任务就是维持王朝的稳定，子传孙万万代。虽然谁都知道这不可能，但是谁都想要多传几代。而西方主要就是利益保障，选取某人当老大，是因为某些利益的交换，当有新的利益出现的时候，随时可以换老大。
最后，在华夏和西方的各种表面特征，权力机构名称，分管职能不同等等现象的掩护之下，但是实际上其核心本质都是利益，或是权柄的争夺。
不管是华夏的纵向权威，还是西方的横向契约，都是可以归纳为一点，独裁，或是垄断，必然会出问题。而追求垄断，或者叫做大一统，又是每一个公司，组织，国家等等的必然追求。
斐潜认为，将皇帝扯下来自己坐上去，那么无疑是将自己主动置放于旧有的轮回体系之中，屠龙勇士转职成为恶龙，然后等待下一个屠龙勇士的到来。
或许三五百年，或许时间更短。
所以斐潜就设想，华夏古代王朝如果削弱儒家，同时引入法家和墨家，分别让儒家负责德治和教化，法家制定礼制和律法，墨家注重民本和农工，然后推衍这样的制度，会有什么演变，及其对古代华夏发展有没有什么新的意义？
斐潜一度想过，要约束皇帝的权力，但是随后他在青龙寺的建设和讨论的过程当中发现，实际上华夏之中，还有一个隐形的皇帝，那就是儒家。
于是斐潜就开始思考，如果历史上儒家没有成为主导思想，而是与其他学派结合，华夏的发展会有何不同。
有了这样的前提，斐潜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得到一个简单的答案，而是希望能有一个系统的推衍，包括制度演变的具体阶段、各学派的分工协作、可能的冲突与融合，以及对华夏后续经济、科技、社会结构的影响。
于是乎，斐潜就回顾了历史上的儒家、法家、墨家的核心思想，以及它们在实际历史之中产生的影响。
墨家几乎是被法家和儒家等，再加上统治阶级联手干掉的。
毕竟原本墨家的思想实在是太超前了……
即便是在后世，普通的百姓也谈不上什么自由平等，需要普通百姓卖命的时候，大爷大伯大婶子叫得一个亲切，然后转头就是拿着针管准备来一针，表示这是『刺激』政策，就像是给牛马抽血注射兴奋剂一般。
在华夏古代民智不高的情况下，墨家是必须要改的。
民本和农工，显然更加适合墨家的定位，并且也不会太超前以至于扯到蛋。
法家么，在秦朝的应用还是很成功的，只不过是类似于后世的军事管制之下的计划经济，在战争暂停期间，就无法跟上百姓生活的需求，强行压制必然就是嘭一下，宛如高压锅爆炸了。
在墨家彻底被敲死，法家被一杆子扫下船之后，笑到最后的当然就是儒家。
儒家捡起了留在船上的墨家和法家的包裹，然后扔掉了包裹皮，将法家和墨家的东西，藏到了自己的袖子里。所以，将儒家拆分出来的前提条件，也是具备的，毕竟儒家之中有一些东西原本就是其他学派的。
因此，斐潜需要考虑的问题，就变成了三个学派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如何？
又如何避免冲突？
比如，法家重法律和集权，墨家强调平等和实用，儒家注重道德教化，这三者可能在统治方式上有矛盾的时候，要如何调和？
法家的严刑峻法与儒家的仁政德治如何调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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